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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规划让城市更美好(开卷知新)

 

  图为上海城市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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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雄安新区白洋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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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苏州博物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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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在创造空间,空间也在改变我们

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指出,“城市是人民的城市,人民城市为人民”“努力创造宜业、宜居、宜乐、宜游的良好环境,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,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”。

  城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休戚与共的存在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,截至2018年末,中国城市已达672个,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.58%。预计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80%左右。伴随城镇化进程,城市空间的概念和实践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。

  究竟什么是城市空间?对此一度存在两种片面认知:一种认为只要营造一个好的物质空间环境,就能产生社会活动,就能带来好的社会经济效益,实际上却很可能是完美的建筑+遗憾的规划+麻烦的生活,所谓“空城”就是代表性的失败案例;还有一种看法认为,城市空间只是落实社会经济发展中选址、规划和建设需求的载体,是社会经济过程的简单投影,“空间犹如一张白纸,规划师可以描绘最美的蓝图”,实际上,城市空间并不是“设计”出来的。这两种认知误区,都机械看待城市空间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,直接或间接导致城市无序蔓延、城市风貌管理失效、规划前瞻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。

  我在《城市空间发展论》一书中梳理提出,城市空间是空间、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结果,由多种深层结构共同作用、交织形成。这其中有环境差异,比如山脚的城市和水边的城市在空间利用上很不一样;也有文化差异,国外有人会把墓地放在自家院子里,在中国就不行;还存在制度差异,埃及开罗规定,只要房子不完全竣工就可以不交税,因此从开罗路上经过可以看到大量未完工的房子。不同成因的城市空间,带来各具特色、千姿百态的城市面貌。同样,城市空间一旦形成,对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环境和人的生活等都有反馈影响,这就是空间的能动性。我们在创造空间,空间也在改变我们。

  所以,城市空间并不是扩大的建筑,也不是建筑的集群,不可能完全按照设计蓝图建造。城市空间是一个有机生命体。英国学者比尔·希利尔在《空间是机器——建筑组构理论》中说得很清楚:空间、城市都是人造物,是我们一点点把它造起来的,但是造起来之后,所有零件合在一起运转,一旦城市这个大的系统形成了,就不能随意增添不合系统的零件,这种不合系统的零件多了,就会影响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。

  通过空间基因实现历史传承和当代发展的共赢

  城市空间的构成要素,如轴线、滨水空间、街道、院落等,在不同地域文化区有不同结构、肌理、序列特点。这些特征性的空间组合模式,一方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,体现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的关系,适应当地人文活动的特点;另一方面,对于继续维护与保持这些关系和特点起着基础性作用。我们可以将这些独特的、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,称为城市的空间基因。

  比如说空间基因中的轴线基因,同样是轴线,中国城市轴线与西方大不一样。北京中轴线居于城市中央、正南北向的线型序列空间与大尺度的紫禁城建筑群相结合,北收南放,层层递进。这与西方放射型、建筑限定式、一览无余的开放轴线大不相同。这种差异来自不同的自然环境、世界观、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。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,可以选用相应的轴线基因进行规划设计。我率领团队编制《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》过程中,就基于华北平原的城市特点,通过强调正交体系、序列组织等华北平原的轴线基因进行空间形态的导控。

  再如常见的城水关系基因,雄安新区所处的华北平原淀区与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水乡不同,它处于大小水面的共同影响之中,以淀、河、坡、台、宅等元素形成组合序列,考虑到防洪需求,常通过蓄、疏、固、垫、架等方式对地形进行改造利用。这种城水关系基因是当地人民群众空间组织经验的积淀,也是当地的文化标识之一。如果将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江南模式盲目推广到雄安新区,再造所谓“华北江南水城”,就可能带来自然生态破坏、地域文化混淆和城市安全隐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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